已经回来了。我迫切希望。”
“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？”
“这也是一个原因。”
“您的飞机何时起飞？”
“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。”
“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。”
“不用！就剩五个半小时了！不，我叫辆出租车。”
“您别叫出租车。我八点到。晚安，罗伯特。”
“晚安，昂热拉，多谢。”我说，挂上了听筒。
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。
我穿上一件晨服，走到房间的阳台上，坐下来，吸烟，一根接一根地吸。我太激动了，无法入睡。从四点半起，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，色彩瞬息万变。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。又是昂热拉。
“您睡不着，对不对，罗伯特？”
“睡不着。”
“我也睡不着。”
“可怜的维阿拉。”
“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，”她说“这您也非常清楚。”
“是的，”我说“我非常清楚。”
“我打电话时，您正在干什么？”
“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，它正在变亮。”
“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。我坐在平台上，望着天空。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？”
“相当长。”
“那您拿起电话，回到阳台上去，再去仰望天空。”
我依言而行。
“您坐着吗？”
“对。”
“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。”昂热拉说。
“对。”我说。说完我沉默不语。听筒里有沙沙声。天空先是灰蒙蒙的，后来变成沙灰色，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、苹果绿色，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。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。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，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，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，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。没有人讲一句话。后来，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。
“那就八点见。”昂热拉说，说完就挂上了——